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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静

含山县在春秋时期素有“吴头楚尾”之称。时至今日，境内仍保存了些许遗迹，并留下了一些传说，如“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的传奇故事被吟唱至今。在众人眼中，“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早已成为了历史事实。但是，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限于种种因素，不同史料记载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左。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任何一种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里面可能有错误，可能有虚伪，可能有私人的爱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见，不经精密的考证，即笃信不疑，后患实无尽无穷。”所以，尽管史料“汗牛充栋”，但我们不能随意摘取一段作为证据。恰如办案侦探在搜寻证据后还需判断证据的真伪。此处，笔者搜集到不同时期不同作品对该事件的记载，具体如下：

材料一：伍子胥橐（口袋）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阖闾）为霸。

——刘向整理《战国策·范睢至秦》

材料二：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楚国太子建之子）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

材料三：行数日至昭关下，米胜苦劳不过，遂沾寒疾，不能前进。子胥甚忧，访医于道路之人，或者曰：“此山后有一老父，医名振世，号为东皋公，汝宜访治，则疾不日而瘳。”……东皋公寻思一夜，明日告员曰：“庄前有一双姓皇甫名讷者，乃吾平生之友，观其相貌，十分类于，得此人代为过关，被楚将所执，然后明辅方可乘虚而过。”

——余邵鱼《列国志传》

材料四：离昭关约六十里之程，偃息深林，徘徊不进。忽有一老父携杖而来，径入林中……老父曰：“吾乃扁鹊之弟子东皋公也……卧而复起，绕室而走，不觉东方发白。只见东皋公叩门而入，见了伍员，大惊曰：“足下须鬓，何以忽然改色？得无愁思所致耶？”……东皋公曰：“吾友复姓皇甫，名讷……教他假扮作足下，足下却扮为仆者，倘吾友被执，纷论之间，足下便可抢过昭关矣。”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伍子胥弃楚投吴、路过昭关最早记载于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战国策》，但仅只言片语提到他躲藏在口袋里而出关。在司马迁笔下，《史记》里则记载了过昭关后船夫送伍子胥渡江的事，对《战国策》中伍子胥躲藏在口袋一事未曾提及。明朝小说《列国志传》则塑造了东皋公和皇甫讷的角色。至《东周列国志》时，文学家冯梦龙不仅交代了东皋公是扁鹊的弟子，还详细描述了一夜愁白头的故事。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

历史研究讲究“孤证不立”。所以，在史料实证的过程中，“针对同一史实，最好使用两则或两则以上材料相互印证，以增强说服力”。《战国策》、《史记》等著作都提到了伍子胥过昭关的事。再加上，司马迁从20岁开始全国漫游，做实地考察，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这更确保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所以，“过昭关”理应是事实。

那么他又是如何过昭关的呢？《战国策》所述伍子胥是藏于口袋而出昭关。但从《列国志传》起，东皋公等人物角色开始出现，细节更加丰富，更加传奇。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在其基础上又作了扩充与改编。然而，《列国志传》成书于明朝，距事件发生的春秋时代将近有两千多年，作为二手史料的它所述内容本就缺乏可信度。另外，它作为小说，史料价值更为有限。所以，东皋公等人可能是虚构人物，一夜愁白头的故事仅出现于《东周列国志》，这也不足为信。另外，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而故事发生于春秋时期，这进一步证实了其中的虚构性。

那为何明朝时会演变出伍子胥“一夜愁白了头”的故事？明朝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适应市民阶层精神需求的世俗文化迅速发展。《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正是成书于此时。《列国志传》及《东周列国志》中对伍子胥过昭关情节的虚构和夸大正是适应了时人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彰扬了正义、孝道等传统道德文化。有明一朝，理学思想是统治思想。“一夜愁白了头”进一步凸显了伍子胥的孝道精神，彰显了理学的伦理纲常，从而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另外，含山县境内一直流传大禹治水的故事。

南朝《舆地志》：“南谯郡蕲县界有巢湖，湖东南口有石梁，凿开渡水，名东关（隶属含山县），相传夏禹所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东关口，县东南四十里，接巢湖，在西北至合肥界，东南有石渠，凿山通水，是名关口，相传云夏禹所凿。”《含山志》（清）亦有相关记载。那么大禹治水区域是否确实涵盖含山县所地处的江淮流域呢？据考证，“治水的‘水’很多学者认为是在黄河下游以及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所以，大禹在全国划“九州”，活动区域遍及安徽、江苏、湖北、四川等地并不可信。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在其著作《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也曾写道：“九州制只是当时（战国后期）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传说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记录的历史有客观性，也夹杂着人的主观愿望，不像考古发现的文物那样，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形成由来已久，后人之所以偏爱将大禹同自己生活区域攀亲，也正与此观念密切相关。正如《历史教学》杂志任老师所言，“借助禹的传说扩大了诸夏的地域观念，顺应了统一的趋势，禹也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始祖”，这或许正是时人的主观愿望所在。

总之，传说、小说等往往附有世人的某种意图，我们不可轻易将其视为史料传之后世。再如，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而据学者考证，故事中的原型人物出现在先秦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齐庄公攻打莒国，第一战失败了，第二天又战，齐国让杞梁、华周担任先锋，本来莒人想贿赂两人休战，不听，莒人进攻，杞梁战死了。然后齐莒握手言和，齐庄公让人把杞梁尸体回临淄，在郊外遇见前来迎接杞梁尸体的杞梁妻，齐庄公便向她吊唁。杞梁妻不卑不亢的说:“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由此可见，该故事是经过后世不断演义而成的。只不过，这种变动倒是切实反映了人们对和平、安逸生活的向往。所以，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甄别史事的真伪，更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体察其内在情感。

刘静：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含山一中历史教师。马鞍山市高中历史学科命题组成员，曾参与原创命制马鞍山市高三历史模拟试卷、高一期末测试卷等工作。曾两次荣获马鞍山市历史学科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曾获得历史学科论文省二等奖，现主持市级课题一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50多篇，参编教辅多部，原创高考模拟试卷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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